外贸大省浙江遭遇国际反倾销调查已占到全国的1/3,成为名副其实的“重灾区”。日前，在杭州举行的一个民间论坛发出倡议，呼吁在长三角建立“国际反倾销中心”，以应对日趋频繁的国际反倾销诉讼。

11月21日，在杭州举行的一个名为“长三角法学论坛”的研讨会上，与会法学专家和民营企业家提出——必须尽快建立一个“长三角民企国际反倾销中心”。
发出此呼吁的该民间论坛称，我国已连续9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些反倾销调查以中国企业70％的败诉率而告终。由于不重视“游戏规则”等原因，长三角地区的民营企业更是首当其冲、身受其害。
“反倾销调查正沦落为不少国家贸易保护和商业竞争的工具，其间中国受伤最重。‘黄色警报’已经在中国拉响了，我们必须想出办法来。”一位与会者不无忧虑地说。
而作为此次论坛的东道主，浙江早已被“红色警报”的凄厉声所笼罩，据浙江省外经贸厅公平交易局副处长孙少波称，外贸大省浙江遭遇的国际反倾销调查已占到全国的1/3强，成为全国“重灾区”。
面对笼罩在长三角上空的“反倾销红色警报”，人们在思考——包括浙江在内的长三角能够顺利越过“反倾销”这道坎吗？“企业国际反倾销中心”这一构想能最终实现并指引该地区乃至全国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义无返顾地走上“抱团应诉”之路吗？
浙江企业缺失狼性
面对国际反倾销，逃避不是出路。其实，早在2002年5月，浙江省就成立了公平贸易局专门应对贸易摩擦。
“我们这一时期首要的工作就是涉案排查——根据调查期和被调查产品查找、确定哪些企业涉案。然后,要召集企业开应诉会，告诉其所有的相关情况、可能的结果、如何应诉等等。” 浙江省外经贸厅公平贸易局工作人员陈某说，但“总是赶着灭火、疲于应付不行，还需要建立预警、应诉、跟踪机制。”
为了寻求高效全面的应对之策，“浙江省正在制定全国第一部反倾销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出口反倾销管理办法》，现正在行文报送草案。”省外经贸厅副厅长金永辉说。
而几乎与此同时，为培养浙江自己的反倾销法律人才，浙江省人事厅、外经贸厅、司法厅联合发文称,计划用两年时间在浙江实施百名律师“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与诉讼的专业培训，其所需经费的2/3将由政府来掏。
然而，由于浙江不少企业怠于应诉、对国际反倾销冷漠以对，使得为此努力不懈的浙江相关政府部门颇有唱“独角戏”之感。
“惰性成疾”是浙江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对企业的第一个抨击。江南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高凛指责称：“全球反倾销案的倾销成立率大约只有53％，浙江虽有像温州打火机等民营企业胜诉的成功先例，但更多民营企业缺乏应对反倾销调查的能力、应诉不积极，直接导致了反倾销案件的败诉，使得国外申诉方‘不战而胜’。”
就其惰性之因，浙江省外经贸厅公平贸易局工作人员陈某感叹说:“现在企业普遍有个误区，觉得反倾销是政府的事，有一种依赖政府的思想。实际上,反倾销必须要‘四体联动’，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业组织和企业要建立联合的出口反倾销机制。”
一盘散沙、缺乏“狼性”是浙江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对企业的第二个抨击。“首先是部分行业的龙头企业放弃应诉或者不积极配合——反倾销诉讼的花费至少要上百万元，一些利润比较薄的企业一算账，即使赢了诉讼也要好几年才能赚回诉讼费，不如放弃这块市场，转而开拓其他国家市场。”
这些怠于应诉的企业往往怀着“不良”动机——如果有人去应诉，官司赢了自己跟着沾光;而官司输了，自己则可以节省大笔诉讼费另谋他途。
面对不抱团出击、缺失“狼性”的指责，一些浙江企业予以了断然否认，并拿出温州打火机、眼镜以及即将开打的温州鞋反倾销案作为企业抱团出击或者自己积极应诉的佐证。
“反倾销诉讼呼啸而来”
“反倾销诉讼正呼啸而来”，作为遭遇国际反倾销诉讼的“重灾区”，业内人士这样形容经贸大省浙江的严重程度。
“因为欧盟即将对中国鞋反倾销案做出初裁，我们已在11月12日派出了一个‘温州贸促会经贸代表团’前往西班牙，与当地行业协会、企业进行沟通，以保住温州鞋的欧盟市场。”浙江省温州市贸促会称。
事情起因于今年7月欧盟开始的针对中国鞋的反倾销立案调查。据称，这起被称为近10年来欧盟对华反倾销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反倾销案将在12月、最迟明年年初做出初步裁决，其中温州涉案最深。
难过的不仅仅是温州鞋，据了解，反倾销战火在浙江正值蔓延之势——从今年初到现在，欧盟对华第35类纺织品，欧盟对温州可充气式打火机、劳保鞋和皮鞋，美国对华轴承，印度对华丝绸、塑料镜片、帘子布，土耳其对华圆珠笔、玻璃镜片、起绒机织物，阿根廷对华眼镜……一个个以浙江作为主涉案地区的反倾销诉讼接踵而至，以致浙江业界用“呼啸而来”对其加以描述。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发起最多的肯定是美国和欧盟。其实不然，排在首位的是印度。”浙江省外经贸厅公平交易局副处长孙少波称，继欧盟、美国之后，印度、巴基斯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加入到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行列中来。而浙江不管是总量还是涉案类型、涉案金额，都已是这些国际诉讼中的头号主角。
据介绍，浙江经济以“小商品大市场”著称，出口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较低导致出口产品成本不高。而“一些商品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造成出口能力旺盛、在短时期内拓展市场迅猛，自然会令某些国家惊恐不安。”
“反倾销中心”如何“沙场点兵”
为助力民企应诉，11月21日，以浙江为东道主的“长三角法学论坛”提出了建立长三角地区“民营企业国际反倾销中心”的构想。
“反倾销中心”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红色警报”已经拉响，一旦成立“反倾销中心”又该如何出招？
“反倾销中心作为以非赢利性为目的的研究性组织，将更有效地帮助民营企业敢用、慎用、实用、巧用反倾销，做到既能抵制外国反倾销、保护本国产业和企业的利益，又能积极应诉反倾销，避免沦为国际贸易保护措施的牺牲品。”率先提议建立“反倾销中心”的上海欧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姚德慈等专家说。
　　法学专家们认为，“反倾销中心”建立后，可与各个行业协会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为相关民营企业提供最权威、最全面的智囊团。一旦长三角地区民营企业遭遇反倾销，在行业协会联系企业应诉的同时，中心可在第一时间成立反倾销应诉专家小组，迅速开展制定反倾销应诉策略、进行反倾销公关和传递反倾销信息等一系列行动，并帮助相关民营企业以最小的成本、最快的时间打赢反倾销战。
此外，中心可通过构建反倾销案例库、经济信息数据库和国内外反倾销人才资源库建立起反倾销预警机制，向民营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WTO法规培训等，从而有效地减少国外对民营企业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还可以通过构建民营企业与进口国反倾销相关部门的交流平台、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平台、民营企业之间的互动平台，来帮助民营企业形成合力、在反倾销中赢得主动。
“不可否认，如果长三角‘国际反倾销中心’得以建立，不可谓没有必要，其运作模式设计得也不能说不高明，但问题是，如果大多数企业还是陷入惰性、完全依赖政府和极个别企业去打拼，或者还是一盘散沙、难以抱团迎战，这个中心即使设计得再完美也只是一个鲜有香客而令方丈尴尬不堪的空庙。”重庆工商大学黄智教授说。
时下，私欲的膨胀不仅让企业陷入惰性、缺乏狼性，更因此为争夺市场而相互压价、引来国际反倾销诉讼。据称，这种相互压价的情况存在于浙江大部分出口行业中。
据传，西方“老外”总结出了一条针对中国市场的“购物要诀”——买西方货不能去中国买,买中国货也不能去中国买,因为中国“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出口商之间为了争夺市场而过度竞争、相互压价。他卖10美元，你卖8美元，我就卖5美元，这样“血拼”价格的结果甚至是赔钱出口。中国许多地方政府的外经贸部门为了强调自己促进对外出口的“政绩”，也在鼓励出口企业这种“赔钱出口”的做法。“中国企业一方面做着‘亏本’生意，另一方面却背负着‘对外倾销’的骂名。”（英国《金融时报》语）
虽然浙江省正在制定全国第一部反倾销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出口反倾销管理办法》。“我们加强行业自律、不压价，很可能得不偿失。因为外国进口商可以去找其他出口企业，这样订单就流失了。”
浙江省外经贸厅表示，单个企业、单个地区确实很难彻底解决问题。只有全国一起努力、加强行业自律，大家都不压价，才能扭转国内无序竞争的局面，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频频“被动挨打”的局面。
由此，长三角“反倾销中心”这一构想可能面临的第二个尴尬则是——虽然在该中心的帮助下，企业已开始积极应诉，但却被其他地区所拖累，让该地区抱团出击的企业白费劲。
尽管拟议中的长三角“国际反倾销中心”可能遭遇到一些尴尬，但黄智教授还是建议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并加以推广：“不仅长三角应该建立国际反倾销中心，其他经贸大省或者直辖市都有责任建立起这样的机构，并在相互之间实现资源共享，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地区、企业利益。否则，如果任由外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中国整个经济发展将面临一场人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