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官司”呈现三大趋势

近年来，我国企业的涉外官司逐年增多。以外贸大省浙江为例，入世以来，涉及该省企业的专利侵权、商标侵权、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等跨国诉讼超过５０００起。据浙江省中小企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浙江是遭遇“洋官司”最多的省份，入世以来涉及浙江的反调查案、反倾销总涉案数和涉案总金额都占到全国的四成以上。

通过分析这些案例，可以发现，“洋官司”呈现出以下几大新趋势：

一是涉案领域已由反倾销、３３７条款扩大到网络侵权盗版等，其中专利技术方面的案例上升势头尤为明显。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显示，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７年，全国地方法院共审结涉外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１６３４件，年均增长５７．９６％，增幅高于整体知识产权案件一倍多。

二是涉案企业大多是外向度较高的出口创汇大户，约占涉案企业的８０％。也有少量案件发生在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娃哈哈与法国达能集团公司的纠纷案，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三是从涉案背景看，多数案件发生在贸易关税壁垒被打破之后。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既得利益、维护市场垄断地位，在贸易关税壁垒破除之后，纷纷设置技术壁垒、绿色壁垒，企图将别国的产品拒之门外。

我国企业赢了官司输了市场

从“沉默的羔羊”到积极的应诉者，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洋官司”中表现出很大的维权勇气。然而沉痛的事实却是，许多企业虽然最终赢得了官司，却依旧要蒙受巨额损失。如在“洋官司”重灾区浙江温州，近三年来电器、皮鞋、眼镜、打火机等行业共涉及贸易纠纷３２起，在应诉的１８件案件中，已结案的１４件，其中胜诉１１件，胜诉率为７９％。可是洋官司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依旧让企业苦不堪言，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损耗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打一场洋官司，消耗的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三五年，花费资金少则几十万元，多则数百万元。温州眼镜行业为应诉３起国际贸易壁垒案，仅律师费就达２０．７万美元。宁波某公司为应对反倾销官司，花高价聘请了外籍律师，组织了１０余人的工作小组，准备了１８００多万字的应诉材料，总共花去的费用达３０多万美元，相当于在美国市场五六年的生意全部白做了。

二是影响出口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纺织品、农产品原本是浙江省出口的强项，近几年，由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设置苛刻的检测标准，甚至对部分产品实行歧视政策，许多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明显萎缩。

三是损害了我国制造业的声誉。国外企业、商会、经销商出于既得利益，动辄将我国出口企业告上法庭，尽管许多诉讼最终以我方胜诉告终，但是多数消费者并不明白个中真相，会以为“中国制造”技术含量低，假冒伪劣产品多，发生在西班牙的焚烧温州鞋贸城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应诉“洋官司”有勇更需讲策略

从目前情况来看，受“洋官司”影响最大的是中小民营企业，重灾区则是浙江、广东、福建等外贸出口大省。实际上，境外企业针对中国企业发起的“洋诉讼”，本质上是要借此增设贸易壁垒。因此，在应对此类“洋官司”时，从最初“不敢应诉”到现在“勇于应诉”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学会应诉”，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面对诉讼要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应对“洋官司”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一方面要敢于向贸易保护主义应战，特别是对那些有损我国民族工业尊严的案子和重要专利技术的案子，绝不能退让。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打官司所要花费的巨大精力和财力，小企业势单力孤难以承受。为此，对于那些付出大于收获的案子，应采取调节方式，主动对外沟通，加大交涉力度，积极化解贸易摩擦，争取把竞争对手变成合作伙伴，以避免因官司大伤元气。

第二，精心谋划，把握应对主动权。应对“洋官司”切忌仓促上阵。面临官司一要高度重视、集思广益、拟制方案，找准应对切入点、突破口；二要广泛收集事实依据，包括了解各种与案子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法律为准绳，对案子进行起诉或应诉；三要聘请律师充当法律顾问，尤其是应对国外官司，更需要聘请当地律师做辩护。

第三，加强协调，形成应对“洋官司”的同盟军。应对“洋官司”需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政府、中介机构、行业协会以及相关企业的作用，如此胜诉把握更大。

第四，标本兼治，减少洋官司的发生率。一是加快制定和实行行业标准，全面适应“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全球化”的国际贸易发展趋势。二是加大对无标生产和假冒伪劣产品的整治力度。三是苦练内功，增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力度开发享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的品牌产品，同时要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四要建立预警机制，变消极等待为未雨绸缪，把外贸摩擦消灭在萌芽状态。五是要增加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了解。浙江省中小企业局的一项调查显示，最近几年该省遭遇的贸易摩擦，有一半以上是因为企业不懂国际贸易规则造成的，因此要避免“洋官司”带来的麻烦，企业家们还需多学习，多了解国际贸易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