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诉反倾销 风雨兼程路途遥遥

    我国外贸进出口首次突破万亿美元。万亿美元让国人高兴，世界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然而万亿美元并不意味着贸易强国，国人对此心知肚明。

    今年10月下旬，商务部预测全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达到1．1万亿美元，但同时警告说，中国外贸体制的深层次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可持续发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聚焦万亿美元，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些问题：第一，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太高———现阶段为60％，势必导致原材料进口易受外部影响，出口商品易遭遇反倾销调查。第二，出口增长仍然是粗放型的，在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出口价格在下跌，由此必然种下贸易纠纷的隐患。第三，我国加入W TO带动了出口快速增长，诱发了贸易摩擦期的提前到来。2002年、2003年两年，广东、浙江、江苏3省遭遇反倾销调查的发案率呈“几何级数”增长，增长幅度均超过我国入世前20年发案率总和的50％。

　　据商务部的统计数字，1979年至2004年8月，共有34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两反一保”案件664起，涉及4000余种商品，涉案金额115．96亿美元。其中反倾销调查594起，构成我国出口健康发展的主要贸易障碍。

　　如何看待国外反倾销

　　那么来自国外的反倾销调查对中国经济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呢？

　　首先，就记者掌握的情况，近一二年来大案要案频发，并非是我国入世带来的“后果”，而是在我国入世之后，国际贸易环境总体发生了对我国有利的变化，多边规则取代了不确定性很大的双边协定，“中国制造”以更低的市场准入门槛进入别国市场，结果是我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引发了贸易摩擦的同步增长。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副局长王受文的看法是：全球年均出口增长率为3％至4％，我国年均增长35％至40％，引发贸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2003年，我国因国外反倾销调查而蒙受的市场损失将近20亿美元，在我国全年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不到0．5％。以我国入世之后所获收益和为此支付的“成本”之比，这一比重远远未达到严重的程度。

　　第三，国外反倾销调查带给我们的绝对市场损失不是很高，并不意味着对我国经济没有负面影响。由于我涉案产品多为劳动密集性产业，国外的反倾销调查一旦出现蔓延之势，将打击我国优势出口行业，削弱我国出口竞争力，并对我国本已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构成新的压力。

　　第四，我国一些涉案企业出口规模很大，知名度也很高，但在应诉反倾销调查时存在观念误区。一是民族情绪强烈，尤其是对美国涉案，动辄认为美国政府在打压中国，倾向于把一般的贸易纠纷政治化。二是不了解在国际贸易中，应诉反倾销的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不少企业对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甚至抱怨政府“不作为”。

　　在这一问题上，龙永图给过一个解释：在中国入世之前，双边贸易纠纷极有可能引发政府间对立或带有政治色彩的贸易报复。但在中国入世之后，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了这一种可能：即将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政治关系和贸易关系区分开来，不让频发的贸易纠纷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大局。而解决贸易纠纷，一旦双边努力失败，则可上诉W TO寻求公正裁决。

　　应诉到位是胜诉关键

　　近年来，中国企业应诉国外反倾销调查的情况有了很大改观。总体讲，一般占涉案产品90％市场份额的企业都积极应诉。

　　就记者对几个大案的跟踪报道，总的感觉是，反倾销调查案件的胜诉或败诉并非想象的那样严重。以美国为例，只要企业积极应诉，一般的初裁和终裁结果都比预期得要好。一个案子的终裁结果可能对某些企业十分不利，但对整个行业尚能接受。

　　彩电案初裁和终裁之前，根据公开的信息，在四大抽样企业中，长虹出局是预料中的事，而根据普遍较高的初裁结果，中国彩电一时有灭顶之危。等到美方发布终裁结果，人们松了一口气，厦华和康佳分获5．22％和9．69％的单独税率，意味着中国彩电在美国市场的重新洗牌。厦华方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喜悦之情不加掩饰———“对厦华而言，挑战已经变成了机遇。”康佳如果主打高端产品，在美国仍有稳拿的市场机会。家具案的终裁结果也好于预期，7家抽样企业除1家获得198．08％的惩罚性税率外，其余6家分别获得0．79％至16．70％的单独税率；115家填写A问卷的企业获得8．64％的加权平均税率。对于平均利润率为30％至40％的家具行业来说，这一结果可称皆大欢喜。

　　两个案子均对中国“网开一面”，用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局长王世春的话说，就是“一个案子胜诉还是败诉并不重要，关键要看应诉是否到位。”现在很多中国企业都逐步认识到，遭遇并应诉国外的反倾销调查是走向国际市场绕不过去的一个“劫数”。厦华老总郭则理说，“厦华是把应诉反倾销当饭吃的。”这也就是厦华当初主动申请被抽样的原因所在。

　　裁定倾销仍可翻盘

　　在我国很多的媒体报道中，缺乏对国外尤其是美国反倾销调查程序的基本了解，往往过分渲染一个案子的初裁和终裁结果，对其后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终裁、美国商务部年度复审、以及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起诉美国商务部和美国ITC强调甚少。但这些司法程序对中国企业来说都十分重要。

　　首先，美国ITC终裁推翻美国商务部终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有关数据表明，从1980年至2001年，美国对我国共发起82起反倾销调查，其中有20起在ITC阶段“无损害结案”，胜率接近1／4。

　　其次，即便美国ITC作出肯定性损害终裁，中国企业仍有机会。按照美国的反倾销调查程序，如果倾销成立，美国商务部将自终裁之日起开始征收反倾销税，在此后连续5年之内，每到一年期满时，原申诉方和被起诉方均可申请“年度复审”，直到5年期满结案（W TO规定的“日落条款”）。年度复审的含义是：原申诉方如果认为美国商务部的终裁税率过低，涉案产品继续在美市场倾销，可以要求美国商务部重新确定反倾销税率，但必须出示足够的证据。同样，被起诉方如果认为美国商务部的终裁税率过高，而根据新的出口记录没有发生倾销行为，则可要求美国商务部重新确定反倾销税率。中国企业通过打年度复审重返美国市场的不乏先例，最好的有在年度复审时打出了零税率。

　　欧盟也有类似美国的年度复审，但它只是规定首次提起复审要求必须是在欧委会终裁一年期满后，在第一次复审之后，以后随时可以提起。所以欧盟的这一做法称为“临时复审”。

　　曾经在欧盟律师事务所工作多年、并在国内代理多起反倾销案件的王磊律师认为，对中国企业而言，美国的年度复审和欧盟的临时复审十分重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中国企业“咸鱼翻身”的主要途径。

　　最后，在美国打年度复审的同时，中国企业如果认为美国商务部或美国ITC裁决不公，可以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起诉。一般是起诉美国商务部。据国内法学界人士介绍，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作为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明显不同于美国政府部门，它曾在多个判例中让中国的企业相信在美国有着真正的法的精神。但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主审法官的独立裁量权很大，结案时间没有规定，拖上1年至2年很正常，而且诉讼费用较高。

　　“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今年夏天，国内媒体倾力炒作与中国应诉反倾销密切相关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有关的法律文件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第15条。根据记者对原中国入世谈判代表团多位重要人物的采访，澄清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15条仅仅是有关W TO《反倾销协定》对中国的适用规定，即W TO进口成员在对来自中国的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中国企业提供的数据“确定价格可比性”。采用与否的依据是：中国企业能否证明，其涉案产品在生产、制造和销售等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根据这一规定，W TO进口成员有权拒绝采用中国的而采用替代国数据判案，但这一做法不得超过15年。因此15条的法律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在“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15条既无文字表述，也无中国政府的任何承诺。

　　第二，15条标志着在中国入世前后，中国企业面临的外部法律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国入世之前，国外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100％是采用替代国数据判案，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而在中国入世之后，中国政府至少为中国企业争取到了向W TO成员方要求和证明其市场经济条件的权利。

　　第三，中国长期遭遇反倾销调查，是由中国特殊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决定的，与“非市场经济地位”无必然联系。与上世纪80年代以前反倾销调查的主要涉案国家和地区———日本和台湾相比，中国现阶段的情况是：第一，劳动力成本更低，供应量更大；第二，低水平的产业群规模巨大，世界第一。因此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无论是应对反倾销的总体过程还是遭遇反倾销“洪峰”的时间都会比预期的更长久。

　　第四，中国面对的反倾销问题是一个综合症，既有国内经营秩序混乱、低价恶性竞争的问题，又有着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层影响。“非市场经济地位”只是一个局部问题，甚至不是主要的局部问题，企业在此问题上一定要清醒，不可将希望寄托于政府的外交突破，而为自身存在的问题寻找解脱的借口。

　　深层问题在国内

　　我国企业频繁遭遇国外反倾销调查，国内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众所周知，我国出口企业多年来形成的竞相压价、恶性竞争的局面至今没有大的改变。反倾销尽管有着明显的贸易保护色彩，但它的本意还是要维护一个“公平贸易”的环境，如果中国企业不论出口什么产品，都有一个最低出口限价，那么在国外招惹反倾销调查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中国企业最没有“公平贸易”的概念。反倾销的核心问题是价格，中国企业出口价格低，主要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但是不能排除个别的企业确有倾销嫌疑。美国人就搞不懂，企业何能低于成本销售？据记者调查，在国内市场上，个别的企业不但能低于成本销售，而且还能维持十年八年不倒闭。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拖欠银行贷款，拖欠客户货款，克扣工人工资，无视安全和环境，这成本不就降下来了吗？

　　商务部某高官曾在一公开场合坦言，目前中国企业在国外遭遇的很多“公平贸易”方面的麻烦，其实根源都在国内。虽说违法乱纪的企业是少数，但它们在国外乱来一回，整个行业就可能跟着倒霉。

　　进出口商会本应代表整个行业规范出口经营秩序，但在实际操作中是勉为其难的。据记者了解，关键的问题在于，商会和政府机构一样，不管出台什么管理措施，都要“依法行政”。可现实是，中国的行业中介组织至今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法律缺位，对企业就没有硬性的约束，商会的一项规定，比如最低出口限价，如果个别的企业不遵守，你也没办法，因为你没有法律依据对其进行惩罚。如此，那些遵守规定的企业就会觉得吃亏，结果是普遍的对规则的蔑视。

　　此外，商会“依法行政”，还涉及政府与商会的关系问题。中国的商会或行业组织，大多是从政府部门演变而来，这就必然要经历一个权力转移的过程。但就目前商会面临的问题而言，这一过程远未完成。

　　应对长期挑战

　　应诉国外反倾销无疑是一个长期的挑战，记者认为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企业重视———

　　第一，外部对中国的低价或低成本出口所能容忍的空间将变得越来越小，目前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来自美国和欧盟的劳工标准和“社会责任（SA8000）”方面的压力，而这些问题恰恰都是中国企业的“软肋”。但是，外部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好事，它能逼迫中国企业重视劳动者的基本人权和最低限度的环保投入，从而提高企业素质，提升出口价格。

　　第二，中国的某些出口企业只顾眼前利益，只要有订单，就以超低价格突击出口。以彩电案为例，很多媒体说是日资企业和中国企业过不去，可我们考虑过日资企业———从外国直接投资的定义讲属美“国内企业”———对美国当地就业和税收的贡献吗？我们研究过日本人是怎样培育当地市场的吗？所以有很多问题需要中国企业去反思，一些大案要案需要我们换位思考。

　　第三，一些中国企业败诉，责任完全在其自身。在家具案中，天津美克初裁税率为8．38％，终裁降至0．79％；广东德源初裁税率为29．72％，终裁却被调高至198．08％的惩罚性税率，其原因在于天津美克在调查期间，均按美方要求提供了完整而翔实的数据，而广东德源却未能按要求提供近一二年的财务报表及相关数据。美方调查是按“可获得最佳信息”判案，而财务数据不全或不规范在中国企业则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总体讲，应诉国外反倾销调查，压力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国内，在某种程度上国内的问题比外部更多而且更难解决。记者相信，中国能否以较低的代价和较短的时间，渡过国外反倾销调查的“洪峰”，取决于国内诸多历史性和现实性难题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