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反倾销协定》“不归因”问题研究

在国际反倾销调查中，在确定进口产品存在倾销、且国内产业遭受WTO《反倾销协定》意义上的损害后，倾销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即成为作出肯定性裁决和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关键。而因果关系认定是整个反倾销调查中的难点，在这次多哈回合中，也成为反倾销规则修改领域争论最激烈的争点之一。它涉及的相关法条为WTO《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以下称《反倾销协定》）第3.2、3.3、3.4和3.5条等，并在欧共体管道配件案、泰国H型钢材案以及美国热轧钢案中存在专家组或者上诉机构作出的关于相关法条的司法解释。WTO裁定虽非判例传统，法条解释却有重大借鉴意义。本文拟基于以上法条和司法解释探讨因果关系认定问题，其中的“不归因”是探讨重点，以期对我国在多哈回合的谈判起到借鉴作用。

因果关系理论构成“不归因”问题的宏大背景。只有对因果关系理论形成正确认识，“不归因”问题的研究才有坚实的基础。通识认为，因果关系认定应当遵循一定程序，即对倾销进口产品和产业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初步认定；评估损害进口国国内产业的其他已知因素（指进口产品倾销以外的其他已知因素）；该其他已知因素造成的损害没有归咎于倾销进口产品。

一、 “不归因”要求的前提－－初步认定倾销进口产品和产业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初步认定倾销进口产品和产业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满足“不归因”要求的前提。根据《反倾销协定》，进口产品以倾销价格大量涌入并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造成抑制，并由此损害国内产业，则调查当局可以初步认定因果关系。《反倾销协定》第3.2条对倾销产品造成损害的方式有要求，一个是数量要求，即在调查期大量涌入，二是价格要求，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产生负面影响，包括削低价格、压低价格或者抑制本应增长的价格没有增长三种类型。单纯存在倾销和损害还不能简单地对因果关系作出初步认定。

根据《反倾销协定》第3.5条，“证明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以审查主管机关得到的所有证据为依据”。该规则在1967年肯尼迪回合守则和1979年东京回合守则都不曾出现，为WTO《反倾销协定》所新加，强调初步认定的肯定性证据要求，否定了初步认定是一种推定认定因果关系的看法。在泰国H型钢案中，波兰认为泰国所依赖的证据未能建立波兰进口产品和泰国国内产业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专家组认为泰国调查当局在最终裁定时发现倾销进口产品的增加和持续的廉价销售，这些因素“证明波兰进口产品对泰国国内市场的影响”，并导致了价格的压低和抑制。这些发现是泰国调查当局裁定倾销产品和泰国国内产业间因果关系的根本因素。的确，这也是泰国当局发现倾销产品和可能损害间因果联系的惟一识别基础。但是，专家组认为，由于本案缺乏价格影响的支持证据，调查当局认定的因果关系缺乏依据，不符合第3.5条。

“通过对第3.2条、 第3.4条的分析，当局已经初步在倾销进口产品的价格、数量和影响与国内产业受损之间确立了因果关系。”从性质上讲，这种“确立”源于倾销和损害在时空上的对应关系，以及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就是说，在调查期间和进口国领土内，进口产品若存在倾销，且同时国内产业表现糟糕，则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说明倾销进口产品导致国内产业受损。根据《反倾销协定》第3.5条第1句（“必须证明通过按第2款和第4款所列的影响，倾销进口产品正在造成属本协定范围内的损害”），也可说明进口产品数量和价格影响（第3.2条）、对国内产业状况的影响（第3.4条）是确立因果关系的重要指标。

此外，如上段所引用，《反倾销协定》第3.5条第1句为“必须证明通过按第2款和第4款所列的影响，倾销进口产品正在造成属本协定范围内的损害”，笔者认为该文本值得商榷，更准确的提法是“通过按第2款和第3款所列的影响”。因为：首先，观察第3条“损害的确定”前5段行文，第3.1条为综述，说明损害的确定需要考察两个方面：“（a）倾销进口产品的数量和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以及（b）这些进口产品随之对此类产品国内生产者产生的影响”。简单地讲，（a）为倾销数量及价格影响，（b）为国内产业损害评估。接下来依次第3.2、3.3条阐述（a）的内容，第3.4条阐述（b）的内容。只有第3.2、3.3条阐述的是倾销造成损害的方式，所以正确的提法是“通过按第2款和第3款所列的影响”。其次，第3.5条第1句原文措辞是effects of （dumping），意为（dumping）produces effects, 表达主动概念，从语法上严格区别于effects on (the state of domestic industry)，后者表达被动概念，而第3.4条正是on后接内容，而非of后接内容。所以，《反倾销协定》文本逻辑和语法结构均说明，将相关部分改为“通过按第2款和第3款所列的影响”似乎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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